那个年代城市的体育场惟一功用就是集会。当然，开得最多的是批斗大会和公审大会。这种集会非常乏味，因为程序几乎是干篇一律，还没有见过哪个城市的此类大会有什么较新的创意，这种现象令许多后世人感到迷惑，难道当年的中国人竞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数亿的国民，如此广大的国土，没有人为规定的统一模式，怎么从南到北所有的集会都开得这样毫无新意？如果读者不嫌乏味的话，我们不妨沿着当年集会主办者的思路去领略一下集会的氛围和程序。

会场布置：主席台上方当然悬挂着领袖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领袖语录，呈对称方式。左：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领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也根本没想到，不知是什么人把这段话肢解成一副时髦的对联，随之便在全国蔓延开来，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主席台前方是挂横幅的地方，就像一篇文章的点题一样，横幅是要表现此次大会的主题，公审谁，批斗谁，还不能忘了把被批斗者的名字用红笔打上叉。

首长的长条桌上应该是白桌布，上面放着麦克风，当地党政军首长按职务大小排座次，每人身前照例放一只茶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着把的茶杯的使用也有某种共性，全国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中央文件规定在集会上必须使用这种茶杯。由此可见这种随大溜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试想，若是用了传统的盖碗，首长们坐在主席台上跷起二郎腿，用三个手指头捏住盖碗撇撇茶沫儿，这似乎就不成体统了，有点八旗子弟的派头，哪还有点政治斗争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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