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闷热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贡北郊的一个小居民区里。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在那里,她挣脱了母亲,挣脱了那个浸润着她的温柔乡,进入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日光之中,发出婴儿的初啼。外头,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婴儿呱呱坠地,那都是些黄皮肤的婴儿,是苦命的人,刚生下来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衣烂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样的怨言和哭声。她是玛丽·多纳迪厄生的最后一个孩子。
她的姓氏是一个征兆,已经道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多纳迪厄,这个父辈的姓氏将她献给了素未谋面的上帝,要把她变成他的奴隶,变成一个嗷嗷待哺、脱离了母体、托付给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个“被丢下的孩子,被抛弃的孩子”——她后来这样说道。
是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姓名,多纳迪厄,这个小丫头才经历了童年里的暴力?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内心有一些隐藏的力量在塑造着她,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在支配着她,有一种获得独立的欲求使她与其他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离开来。
她反抗自然法则,转而寻觅广袤的丛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向它们的危险发出挑衅。
她的父亲亨利·多纳迪厄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籍法国洛特-加隆省,历经第一次婚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海外的召唤,是标榜生财之道的殖民宣传告示,还是由于他“郁郁寡欢地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书”,抑或他不过是想在另一种环境下重塑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种急于发财致富、靠原住民赚钱的冒险家,而是属于浸淫于茹费里的教条的那一代理想主义者,对那一代人而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兰西的疆界,传播法国的文化和一个天真的梦想,也即坚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须得到法国的护佑。他先后被任命为河内、北圻、柬埔寨的教授、教学主任,成为白人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他们认可他的学识,他也尊重他们。孩提时,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就见识了不少舒适惬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过的坐落于金边的柬埔寨王宫。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余晖中,生活在佛塔和寺庙弥留的时光中,生活在季风的气息中,四处漂浮着麻风病。敏感的她就像一头小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听到了四周的喧嚣,听到了老百姓和仆人们对话的音节,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她记在心里:土著民的敏捷,宛如哑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经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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