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谈起杜拉斯，人们首先会想到她的脍炙人口的《情人》，而对《副领事》恐怕充其量也就是知其名了。然而，杜拉斯本人对《副领事》却这样评说：“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我至今仍经常想到它”，“这部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部”。法国著名学者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在他的一篇题为《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忧）的文章中，除了《情人》外，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副领事》，并以《情人》和《副领事》的对比结束他的文章。法国历史学家兼记者劳拉·阿德莱尔是惟一一位得到杜拉斯许可为她写传的人，传记出版引起轰动后，《今日法国》杂志采访了他，当问及以爱情为标志，被癫狂和孤独觊觎的女性人物是否比男性更能反映杜拉斯的世界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女性在杜拉斯的小说里占有主要的位置，她的小说的浑然一体是建立在三个主要女性人物身上，即劳儿·V．斯坦首、女乞丐和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然而，这后两位女性正是《副领事》中的主要人物。

由于《副领事》是一部与杜拉斯的其他很多小说都不同的书，我们有必要回眸一瞥她一生的创作过程。杜拉斯的创作过程，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一）从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为早期，她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品主要描写现实生活，情节线索明确，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成名。（二）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她在小说中淡化情节，通过精制的对话直接表现人物的龙心活动，采用多角度叙述，开始形成她新颖独特的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并以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琴声如诉》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但是，她这一时期的创作虽具有反传统的手法，可还是迥异于“新小说”那种实验性的创作。（三）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尤其表现在六十年代），她在“新小说”实验性的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激进的探索，对人物、情节的处理更加反传统，更加重视写作问题，运用了很多只能算作“新小说”的艺术手法，为此得到了“新小说”派健将的称号。《副领事》（一九六五）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四）从八十年代起，她的艺术风格改以传统的方法为三，有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这一点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多是自传体小说或带有自传性质不无关系。当然，无论是在哪个时期，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都始终存在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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