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毫无顾忌地——恰恰相反——将垃圾箱从大楼小小的内院一直拖到大街上，指望着每天早上都把我们这些躺在床上的人惊吓一番，瞌睡被打断，像她一样。每当她让垃圾箱跳过隔开人行道和大门的两级台阶时，都会发出爆炸一样的喀嚓声，她正是靠这个声音惊醒我们。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的确，在门房职务要求她干的所有活计中，道丹太太最恨的就是这个活儿。而且毫无疑问，向来如此。但是我不相信在巴黎还有任何一个门房会像她那样憎恨得如此坚定顽强——如此过分，必要时可以这么说。任何东西，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缓解这种憎恨，习惯成自然的规律不行（她已经当了十年门房），生活经验和她的年纪也无济于事，连她与清道夫加斯东的友谊产生的强大鼓舞力量都爱莫能助。她每天都要反复思量此事，但她依然如故，深恶痛绝。而且从没有丝毫逆来顺受的意思。她和垃圾箱之间存在的，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正是有了这个，有了垃圾箱，她才能活。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她可能死去。关于垃圾箱，不止出于愤怒，也为了全面的取消。如果说别人有机会表现更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道丹太太，她，可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生活让她投入的主要战斗就在于此。

她没有一天不向某个房客重新证实她对垃圾箱的这种憎恨。她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憎恨理由。这些理由五花八门，而且毫无例外，全部都必然来源于显而易见的恶意。因为她每天都必须维持着它——这种恶意，她就得每天都拿一个房客当做议论资料。不管是谁。全街区最知名的成功人士也好，房客中最受尊敬的、最年长的、最有贡献的人士也好。一般说，谁最后倒垃圾，谁就得当道丹太太的出气筒。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之前，她还能忍耐，但对最后那一位，她必定大发雷霆。在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存在的一种特殊强制服从正在于此。要倒垃圾就得找挨骂。换句话说，因为人吃饭，所以人还活着，所以人还没有死。等于说，你们找挨骂，因为你们没有放弃吃饭，没有放弃活着，因为人只要不那个，不死，人只要不出门，就会有垃圾，除非让垃圾将自己淹没到窒息，你总得倒垃圾。再说，只要敢，人们一般都是这样回答道丹太太的。枉然。她根本不买这个观点的账。她说我们的理由不是理由，她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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