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989

正如同他在1975年以《族长的秋天》证明《百年孤独》并不是侥幸的成功，世界文学界应该明白他会长远地存在；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霍乱时期的爱情》证明，他并不是那种会因为得到诺贝尔奖的压力而结束写作生涯的作家。就在他的写作题材转移到爱情的同时，他也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开始强调和平、民主、共存。很清楚的是，里根政权并没有打算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容忍任何革命政权的胜利；而启发大多数革命运动的古巴人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他们的阵线由于对南非的投入而被异常辛苦地拉长，无法再承受更多来自美国和加勒比海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发展似乎显示其对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投入已无法持续太久。同时，里根在起诉尼加拉瓜革命战犯上遇到困难，连他都有可能接受和平谈判。（1986年年中，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同年稍晚，美国本身爆发“伊朗门事件”，撼动整个里根政府。）

就算在哥伦比亚，贝当古1982年掌权之后就开始推动和平进程，但如今大部分的观察家都已经认为他不会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对于国家的走势则是越来越悲观。1986年7月底，他警告哥伦比亚“处于大屠杀的边缘”，1985年年末，司法大厦的恐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肇因于不顾后果的游击队、压制的政府军、玩忽职守、暴力这些败坏元素的结合。如果这个声明出现在贝当古在职的最后一周，中立的观察家也许会对此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国际特赦组织严厉批评贝当古以军队侵犯人权之后；然而，这个警告的对象实际上是继任的维希里欧·巴尔可自由派政府，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守党朋友贝当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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