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3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胡安·卡洛斯·萨帕塔在《加博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记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论坛，前去采访，见他“身材消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点着根烟”。他给听众讲的那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带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刊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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