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我们正在哈瓦那·里维埃拉酒店的露台上享用早餐，烈日下，海水突然掀起一个巨浪，把沿着海堤大道行驶的和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汽车抛到半空中，其中一辆嵌进了酒店的侧墙。就像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大厅的彩色玻璃窗碎了一地，这座二十层的建筑中弥漫着恐慌。休息室的众多游客同家具一起被气流掀到空中，有几个还因为纷飞的玻璃碴受伤了。这浪一定大得惊人，因为防波堤和酒店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双向车道，而浪头不但越过了马路，还余下足够的力量把玻璃拍得粉碎。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天性乐观的古巴志愿者们不到六个小时就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了。朝向大海的门关闭了，打开了另一侧的门，一切又都恢复了秩序。整个上午谁也无暇顾及嵌入酒店侧墙的那辆车，大家都以为它原先是停在人行道上的。但当起重机把车从墙洞里取出来时，人们发现驾驶座上有一具系着安全带的女性尸体。这野蛮的一击使她粉身碎骨，面容已无法辨认，靴子撕裂了，衣服也成了碎片，手上戴着一枚镶着绿宝石眼睛的蛇形金戒指。警察证实，她是新任葡萄牙大使的管家。事实上，两个星期之前她刚跟着大使一家来到哈瓦那，这天早晨开着一辆新车去市场釆购。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时，对她的名字没有任何印象，倒是那枚镶绿宝石眼睛的蛇形戒指让我十分好奇。但我没办法弄清楚到底是戴在哪根手指上。

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因为我担心那是一位我难以忘怀的故人，虽然我一直都不知晓她的真实姓名。她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同样的戒指，在那个时代很不寻常。认识她是在三十四年前的维也纳，在一个拉丁美洲学生爱光顾的小餐馆，吃着香肠配煮土豆，喝着桶装啤酒。那天早上我刚到维也纳，我还记得对她的第一印象：女高音歌唱家那般惊人的胸脯，大衣领子上垂顺的狐狸尾巴，以及那枚埃及蛇形戒指。我以为她是那家木头搭的狭长的小餐馆里唯一的奥地利人，因为她的西班牙语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很杂的口音。但是我错了。她出生在哥伦比亚，在两次大战之间来到奥地利学习音乐和唱歌，那时她几乎还是个孩子。我遇到她时，她大约三十岁，保养得不好，应该不曾美丽过，就已提前开始衰老。不过她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同时也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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