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我开始在巴兰基亚《先驱报》社论版发表文章。我不想署真名，这样放心一些，因为我怕一旦进展不顺利，会像在《宇宙报》那样下不了台。不假思索就有了笔名，叫“塞普蒂默斯”，取自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专栏名叫“长颈鹿”，是我在苏克雷的固定舞伴私底下只有我知道的绰号。

那年一月，风刮得特别紧，天亮前，基本无法在街头逆风而行。起床后的话题便是一夜狂风引发的灾难。风刮走了睡梦，刮走了鸡窝，将屋顶上的锌皮刮成会飞的铡刀。

如今想来，狂风一扫昔日的晦气，帮我推开了新生活的大门。我和“巴兰基亚文学小组”不再只是志趣相投的朋友，而变成了工作上的伙伴。开始，我们讨论报道的主题，交换不高深却令人难忘的意见。对我而言，有个早上至关重要。那天，我走进哈皮咖啡馆时，赫尔曼·巴尔加斯正在安安静静地读当天报纸上的“长颈鹿”专栏。其他人充满敬畏地围在桌边，等他发表意见，咖啡馆里的烟雾看起来更浓了。读完后，他没看我，一言不发地将剪报撕成碎片，当垃圾扔进盛放烟蒂和火柴梗的烟灰缸。无人言语，气氛如常，此事无人再提。可是，每当我犯懒或赶时间，想随便敷衍一段完事时，总会想起这个教训。

我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了将近一年，店主最后都当我是自家人。当年，我的全部家当莫过于一双沧桑的凉鞋、两套换洗衣服（洗澡时顺便搓搓）、四月九日骚乱中从波哥大最贵的茶餐厅偷来的皮文件夹，里面夹的是正在创作的文稿。什么都能丢，只有它不能丢，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七把锁的银行保险柜我都信不过。我只把它押给过一个人。刚住下那几天，晚上我把它押给守口如瓶的旅馆门卫拉希德斯，赊房钱。他匆匆翻了翻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打字稿，收进柜台抽屉。第二天，我在说好的时间去赎，从不食言。到后来，押一次，能赊三晚房钱。我和他达成默契，一句“晚上好”，皮文件夹往柜台上一放，就可以在格子柜里自取钥匙，上楼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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