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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尔在去世前三年，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演讲。对他来说，形容词“欧洲的”用来指超越于地理意义之上（比如美洲）的欧洲精神的同一性，这种精神同一性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

胡塞尔谈到的危机在他看来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问欧洲是否能在这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危机的根源在他看来处于现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当时，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成科技与数学探索的一个简单对象，具有单边性，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即胡塞尔所称的die Lebenswelt，排除在视线之外了。

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几乎神奇的叫法所称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中。

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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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将这一如此严峻地看待现代的观点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会很幼稚。我倒认为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既堕落，又进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东西一样，在它的产生之际就蕴含了其终结的种子。在我看来，这一双重性并不贬低欧洲近四个世纪。我因为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尤其眷恋这四个世纪。事实上，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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