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林哈托瓦是一九六〇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这位女诗人写着玄思冥想无法归类的散文，她于一九六八年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后来她开始以法文写作并且出版这些作品。这位以生性孤傲著称的作家，于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做出了一个令所有朋友惊讶的决定，她接受了布拉格法国协会的邀请，在一场以流亡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报告。关于这个主题，这是我读过的最不流俗、最清明的文章。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让世人对于被祖国放逐的流亡者的命运极其敏感。如此充满同情的敏感给流亡的问题罩上了催人热泪的道学浓雾，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体特质，而依照薇拉·林哈托瓦的说法，流亡生活经常可以将放逐变成一次解放的开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义而言陌生的他方，走向对一切可能性开放的他方”。确实如此，她说得非常有道理！若非如此，我们如何理解如此令人不快的事实——共产主义政权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移居国外的伟大艺术家迫不及待地返国？共产主义的终结竟然没有激励他们返乡庆祝伟大的回归？而且，在公众的失望之下，就算回归并非他们所欲，难道这不该是他们的道德义务吗？薇拉·林哈托瓦说：“作家首先是一个自由人，他有义务不让任何限制破坏自身的独立，这样的义务高过其他任何考量。我此刻说的不是一个滥权的政府试图强加在人们身上的那些荒谬限制，而是以人们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为后盾的一些约束——正因为这些约束是出自善意的，我们反而更难将之击退。”事实上，人们反复将人权挂在嘴边，同时也持续地将个人视为国家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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