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代初，苏联占领时期，我和妻子都被逐出工作岗位，身体状况都不好。有一天，我们俩去了布拉格郊区的一家医院看一位名医，他是所有反对派的好朋友，一位犹太老哲人，大家都叫他斯玛赫尔老师。我们在那儿遇到了E，他是记者，他也是不管做什么都被人赶出来，身体状况不佳。我们四个人在那儿聊了很久，沉浸在相互同情的快乐气氛里。

回去的时候，E开车载我们，他谈起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他是捷克当时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无远弗届，他醉心于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里头满是最平凡无奇的人），大家都读他的作品，都很喜欢他（整个捷克电影的年轻世代都奉他如主保圣人）。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个“凡事皆政治”的体制下，他的非政治化并非天真无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识形态横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长的时间，他受到相对的冷落（对于所有官方推动的事务来说，他完全派不上用场），但也因为同样的非政治化（他也从未投入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在苏联占领期间，没有人找他麻烦，所以他可以或多或少出版几本书。

E愤怒地咒骂他：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我也以同样的愤怒响应：赫拉巴尔作品的精神、幽默、想象，都和统治者的心态背道而驰（他们想把我们窒死在精神病人的束缚衣里），说他通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读得到赫拉巴尔的世界和听不到他的声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车子里的讨论很快就变成了充满恨意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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