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宣告结束的第三次大战。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一九五六年俄国入侵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一九九一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遭遇任何重大日子，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二十”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一九一八年获得国家独立，而在一九三八年又丧失了。

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引入的革命开启了第二个二十年的恐怖，后来在一九六八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五十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一九六九年秋牢固地建立，但谁也没有料到，又于一九八九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二十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番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法西斯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独裁。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一九六九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触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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