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共产主义之火恰好在法国大革命之火燃烧后整整两百年才熄灭。在伊莱娜的巴黎朋友茜尔薇看来，其中有着某种巧合，意味深长。但巧合的含义究竟何在？我们该怎么去称呼横跨这两个重大日子的凯旋门呢？叫欧洲两大革命凯旋门？还是叫最伟大的革命至最终复辟之凯旋门？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建议在这里采用一种更有分寸的阐述：前一个重大日子产生了一个欧洲伟人叫流亡者（或者叫大叛徒、大受难者，都可以），而后一个重大日子则使流亡者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群体潜意识大导演也停止了它最为独特的创造，即流亡之梦的创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伊莱娜第一次返回布拉格，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她去时天气还很冷，但过了三天，夏天出人意料地提前来临。身上的套装太厚，这样一来根本不能再穿了。可她又没有带薄的衣服，于是想去商店买条裙子。国家的商店里当时还没有多少西方货，她看到的仍然是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所熟悉的那些面料、颜色和剪裁式样。她先后试了两三条裙子，感到有点为难。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这些裙子并不难看，剪裁也不差，但它们使她想起她遥远的过去，那衣着朴素的青年时代。如今，这些裙子在她看来太简朴了，而且乡气、俗气，只配给乡村女教师穿。但是她时间太紧了。不管怎么说，装扮几天乡村女教师又有何妨？价格低得可笑，她买下一条，立即穿上，把冬天的套装放进包里，走上了酷热的大街。

后来，她从一家大商场经过，无意中看见一面墙，上面镶着大镜子，她马上停下脚步，一时呆住了：在镜子里，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或者说要是在镜中多看一会儿那个穿新裙子的人，那的确是她，可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即当初如果留在国内必定会过的生活。那个女人并不让人反感，相反是动人的，只是有点太动人了，让你直想哭，显得可怜、贫寒、软弱而且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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