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夫在他对《包法利夫人》的批评中这样写道：“我对他的书的指责就是，过于缺乏善。”他诘问，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能够通过一个善良的场景来抚慰读者，让读者感到轻松？”接下来，他向年轻的作家指出了应当走的道路：“我在法国中部一个外省的僻壤之地，遇上过一个还相当年轻的女人。她智力超群，心中充满激情，又感到无聊：已婚，却尚未成母亲，无小孩需要抚养，需要她的爱，那么她是如何来安排精神与灵魂的过剩的呢？（……）她开始成为一个积极行善之人（……）。她教人识字，教村民的孩子们道德文化，而且这些村民往往相互间住得非常远。（……）在外省与乡村中有着如此的灵魂存在：为什么不也去表现他们呢？那样就能振奋人，抚慰人，而我们对人类的看法只会因之变得更为全面。”（是我强调了这些关键词。）

我很想对这番不禁让我想起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教的道德教育进行讥讽。但是，假如撇开回忆不谈，说到底，当时法国最有威望的批评家要求一位年轻的作家通过一个“善良的场景”，去“振奋”和“抚慰”读者，就那么不妥吗？那些读者跟我们大家一样，不也需要一些同情和鼓励？况且，乔治·桑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在一封信中，也向福楼拜说了大致同样的话：为什么他要隐藏起对自己人物的“感情”？为什么他不在小说中表达“个人见解”？为什么他要带给读者“悲哀”，而她，乔治·桑，则更喜欢“抚慰”他们？她很友好地告诫福楼拜：“艺术并非仅仅是批评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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