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小说家“集中讲述本质性的东西”（“惟有小说能说的东西”）的命令会不会为那些拒绝作者的思考，认为那是外在于小说形式的元素的人提供理由？确实，假如一位小说家借助于一些并非属于他而属于学者或哲学家的手段，是否表明他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家，无法仅以小说家立足，标志着他艺术上的软弱无力？更何况：思考的介入会不会将人物的行为转化为仅仅是对作者想法的说明？再者：既然小说的艺术意味着人类真理的相对性，难道不要求作者隐藏起他本人的意见，并将所有的思考都留给读者？

布洛赫与穆齐尔的回答再明确不过了：他们将思考通过一扇大开的门引入了小说，在他们之前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梦游者》中插入的题为《价值贬值》的论述（它占据了十个章节，分散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中）是一系列关于欧洲在三十年中精神状况的分析、思考和警句；不能说这一论述与小说的形式不符，因为它照亮了一面墙，墙上上演着三个人物破裂的命运，正是它将三部小说汇成一部。我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一部小说中引入一种思维上如此严密的思考，并以如此美妙、如此音乐性的手法，使之成为整体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在现代艺术时代一个小说家敢于尝试的最为大胆的创新之一。

但在我眼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在这两位维也纳小说家的作品中，思考不再被视为一种例外的元素，一种中断；很难称之为“离题”，因为在这些思考的小说中，它是不断存在着的，即使在小说家讲述一个情节或者在他描写一张脸的时候。托尔斯泰或乔伊斯让我们听到在安娜·卡列宁娜或莫莉·布鲁姆头脑中闪过的话；当穆齐尔以他的目光长长地注视莱昂·菲舍尔和他的性能力时，他跟我们讲述的，是他本人所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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