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是兰波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但是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却是《抒情时代》。我在最后一刻改换了书名，因为我看见出版商们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们怀疑是否有人愿买一本题目如此深奥难懂的书。

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欧洲历史的伟大人物。他是民族特性的象征（卡蒙斯，歌德，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他是革命的代言人（贝朗瑞，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洛尔伽 ），他是历史的喉舌（雨果，布勒东），他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彼特拉克，拜伦，兰波，里尔克），但他首先是一个神圣价值的代表，这个神圣价值我们愿意用大写字写出来：诗。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诗人发生了什么？今天已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已从这个盛大喧嚣的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他的消失显然是这个危险的过渡时代的征兆之一，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欧洲发现了自己，而我们还没有学会给这个时代命名。）由于一种历史的邪恶嘲讽，欧洲的诗人仍然扮演着大众角色的最近一个短暂时期，是1945年以后中欧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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