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基于从小接受的相关教育，这些人也曾经逐渐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在却无论表现如何一律失败，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士气低落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后，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解释了这种在危机下，性格内向的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如果屡次失败毁了他对未来成就的希望，那么他内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他会感到极度内疚，因失败和不足鄙视自己。”那个时期的报纸都在报道，人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靠救济苟且偷生。爱米尔·涂尔干创造了一个特殊分类，“利他的自杀”指的是这些人选择自杀，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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