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圣韬说，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葛任曾寄回《申埠报》。但至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些文字。或许，它们与葛任别的文章一样，已被烧毁？因为人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对葛任在苏联生活的情形，除了白圣韬的口述以外，还有孔繁泰的记述。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 infini》（《无尽的谈话》）中，收录有孔繁泰的一篇文章《俄苏的冬天》。文中，对葛任当时的生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这篇文章还证实，葛任确实有过一个俄文名字：尤郁斯基，有时也被写做忧郁斯基：

到法国没多久，我收到了葛任先生的信。他向我询问冰莹的地址。在同一封信中，葛任先生还邀请我到俄国一聚。受俄国革命的感召，我早就想去了。从法国去俄国须经过柏林。我形单影只，坐火车，又转汽车，到了柏林。从柏林到赤都，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经波兰、立陶宛，再到赤都。一条是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在彼德格拉登陆，尔后坐车去赤都。那时正是冬天，柏林的河流还被冰雪覆盖。破冰船驶过时，那些冰块互相推搡，常常一跃而起，白浪滔天，但在它的顶端，有时却会落着一些鸟儿。我从那些鸟身上，看到了我和葛任的影子，我们无枝可栖，只好与巨大的冰块一起漫游。为早点见到葛任先生，我选择了陆路。

……刚到赤都的时候，我住在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里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葛任了，听说他住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他们说，与葛任一起来的白圣韬也在高山疗养院，边陪护葛任，边学习他的医学。第二天，我正要到疗养院去，葛任自己来了。他完全是一副俄国人的打扮，穿着一双毡靴，手里拿着一顶圆形礼帽，夹鼻眼镜在鼻梁上跳动着。他显然是匆匆忙忙赶来的，围巾的一头拖在地上。我一时竟没能认出他。为把玩笑开足，他说的是俄语，说他是来找孔林洛夫的。他浑身是雪，就像被一朵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当他卸掉了礼帽，我才认出他是久别的葛任。孔林洛夫是他送给我的见面礼，一个俄文名字。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大都有个俄文名字。陈延年的名字叫苏汉诺夫，他的弟弟陈乔年名叫克拉辛，众人当中，赵世炎的名字最简单，叫辣丁。葛任的朋友白圣韬也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格罗梅科。葛任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尤郁斯基，或忧郁斯基。至于为何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自己解释说，因为他每天都很忧郁，也很犹豫。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告诫自己不再忧郁，也不再犹豫，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座右铭。至于他送给我的俄文名字，他说，这是由于无论我走到何处，都是孔夫子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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