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祖母曾说过，她与两位牧师离开杭州不久，就听说葛任差一点死于非命。后来，我在黄炎的《百年梦回》一书中，看到了有关记载。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最早报道二里岗战斗的黄炎，曾与葛任以及范继槐共赴日本。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叫“大贞丸号”的邮轮。《百年梦回》第三章的标题，就叫“大贞丸号”。文中除了记录葛任赴日途中的一些生活片断，其中，他还引用葛任的话说明，葛任当初之所以去日本留学，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

一雨成秋，日轮“大贞丸”号驶离南京时，天虽已放晴，但江风仍然不住地送来凉意。到上海时，大贞丸号只是稍作逗留，就匆匆离开了。此时的中国大地，正是军阀混战。去国的忧愤是有的，更多的却是疲倦。枕着涛声，我很快睡着了。在睡梦中，我又梦见了父亲的死。我登船赴日时，恰是父亲周年的第三天。父亲是在混战中于去年9月1日战死的，地点就在南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梦中全是死人，杀头像是砍瓜切菜。后来，我便在梦中呻吟了起来。我醒来时，看见一个洁净的少年站在我面前，很文弱的样子，还带着些许的娟秀和羞怯。我后来知道他名叫葛任，同我一样，也是去日本留学的。“你是否身体不适？”他伏下身来，悄悄问道。于我，那自然是一种难得的慰藉，虽然我的痛苦是任何人也安慰不了的。现在想来，我当时有点出言不逊。我告诉他，我做了个梦，梦见这船沉入了海底，全船的人都死光了。他站在我身边，不停地搓着手，脸色通红。

那是我青年时代最远的一次航行。我似乎早就希望有这样的航行，借空间的阻隔来忘却不幸。但是，三等舱甲板上的点点水花映照出的晨曦和夕阳，仍然使我不住地想起父亲殷红的血。我告诉葛任，甚至甲板上的一块糖纸和瓶塞，都能使我想起与砍头有关的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蛇不会将人咬死，井绳却能将人吊死。我就见过被吊在南京城垛上的人头，伤口是陈旧的，可眼睛还睁着，眼皮有点上翻，似乎要看那绳子是用什么兽皮做成的，能拴得那么牢靠。一天中午，葛任把那些糖纸和瓶塞全扔进了大海。他来到我身边，从怀里掏出了一瓶名叫女儿红的黄酒。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羞怯中，其实有一种忧郁。但他是豪爽的，这从他拔掉瓶塞的动作上，从他喝酒的姿势上皆可看出，尽管其中不乏那个年龄的人惯有的夸张。他告诉我，他是在上海上的船。“你是从南京上来的吧，我上船时，就看见你在船边站着，念念有词，像是从教堂的唱诗班逃出来的。”他的说法让我感到纳闷。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曾在育婴堂里待过。到了晚上，我们的铺位就挪到了一起。我们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很矮，另一个很高。那个矮个子名叫范继槐，众所周知，他现在是中国的法学权威。当时，他丝毫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瘦高个。不知是何缘故，有时他会自己发笑，让人心里直发毛。他的膝盖上有一个伤口，上船时就已经化脓。晚上，那口子结了薄薄的一层软痂，像是果冻的皮。可到了早上，他必定用指甲将之挑开。看到脓冒出来，他会很舒服地吸气。葛任和他说话，他只说自己是安庆人，便再无下言。葛任就接着和我谈东论西。他向我谈起了一位姓胡的小姐，说本应该一起坐船来的，可事到临头，做父亲的却舍不得她走了。从他说话的样子看，那位姓胡的小姐自然是他的情人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那位姓胡的小姐，就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员冰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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