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分曾经提到，五四运动以后，冰莹曾经从法国来到北京。可当时葛任还在狱中，他们没能见面。返回法国以后，因为迟迟得不到葛任的消息，她就随母亲去了英国，住在英国的沙士顿。沙士顿离著名的剑桥只有六英里，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子。为了写作《绝色》一书，安东尼·斯威特曾经到过沙士顿。据他所说，沙士顿只有一家小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至今还记得，有一个“美貌颀颀”的中国女子，常带着孩子来店里买香烟，“她披着镂空的披肩，面色忧郁”。冰莹的回忆，与此基本相符：

冰莹说，有一次她到杂货店买烟时，看到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后来国徽的设计者——写给徐志摩的信，已经在那里存放很久了。她这才知道徐志摩以前也曾住在沙士顿，而沙士顿的信件都是通过杂货店转发的。她立即往巴黎写了一封信，让那里的友人把她的信转寄到沙士顿。就在那年的深秋，她收到了从巴黎转来的信件。信是国内寄来的。一个从事教会工作的女友，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那个地址，写信告诉她，葛任从俄国回来了，先在天津的育婴堂里帮助毕尔牧师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受于右任和共产党人邓中夏（时任上大教务长）的邀请，到上海大学教书去了。她告诉冰莹，葛任现在仍是孤单一人，他依然爱着她，就像鹿切慕溪水。

记忆是呼啸的栅栏，栅栏一旦打开，往事便涌上心头。记忆还是痛苦的嘴巴，她不停地向母亲诉说着这些年来她对葛任的担忧。她想立即回国与葛任团聚，她的整个胸房都被这种激情充满了。她辞别了母亲，带着女儿，来到了南安普顿（Southampton）港。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英格兰的深秋，天黑得早。上船时，天已经黑了，面前是英吉利海峡的万顷波涛。因为归心似箭，我总觉得邮轮好像一直在原地逡巡。后来，一切都沉寂了下来，远远望去，临着海峡的怀特岛（Wight Is.）上，已是灯火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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