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这份自述稿期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鲜花调》那熟悉的旋律。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杨凤良没有遇到那个“小媳妇”，如果那个“小媳妇”唱的不是《鲜花调》，而是别的什么曲子，这本书可能就得另写一遍了。

在谈论这首歌之前，先介绍一下葛任与杨凤良的一些交往。据冰莹回忆，葛任最早知道杨凤良其人，是在1932年初。众所周知，那一年的1月28号，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与日军交火，史称“一·二八”抗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双方边打边谈。杨凤良当时是中方谈判代表之一。为了一些日语的翻译问题，杨凤良曾派人到慕尔鸣路拜访过葛任。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战争结束以后，杨凤良跟随蔡廷锴回到了福建。

1933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抗日，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定福州为首都，废除青天白日旗，另立上红下蓝、镶嵌有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元年”。中国地盘上再次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苏区）。如同当年孙刘结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结成了战略同盟，共同抗击民国政府。双方建交之后，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第六条之规定，互派了大使：瑞金派驻福州的大使名叫潘汉年，福州派驻瑞金的大使名叫尹时中。杨凤良先生，当时就是尹时中的助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使馆参赞。

杨参赞就是在瑞金认识那个“会茶艺，会唱戏”的“小媳妇”的。孙国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向我提到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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