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葛存道先生遇刺之后，徐玉升先生曾受胡安之托，远赴青埂，将葛任接到了杭州。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徐玉升与葛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葛任去日本之后，徐玉升也离开杭州去了香港。据徐玉升在《钱塘梦录》一书中说，葛任到日本以后，曾多次给他写过信。得知他在香港创办了《逸经》报的时候，葛任还曾向他建议：

《逸经》应多刊仲甫（陈独秀）、守常（李大钊）之宏文。且寄来了守常的《青春》，其中有“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之语，感人肺腑。

《逸经》上果然转载了这篇文章。据徐玉升先生说，《逸经》后来给人留下“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就缘自《青春》一文。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葛任和徐玉升很少再有联系。大概是在1929年，他收到过葛任的一封信，葛任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大学教书，并计划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他立即给葛任回信，希望能在《逸经》上连载此书，并说：“令父亡命瀛岛之情形，老夫略知一二。若得闲来港，我可讲与你听，于你或有禆益。”此后，他们又是多年没有联系，但对葛任的行踪，对葛任与冰莹的苏区之行，及葛任参加长征之事，他“皆有耳闻”。后来，他曾向国民政府申请，望能获准到延安采访。他的目的除了采访，还为了能见到葛任。由于他给人留下的“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所以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到了1941年，他从一个去过延安的香港记者那里得知葛任正从事翻译工作，便想葛任的书或许已经写完了，就给葛任去了一封信，旧话重提，望能在他的报纸上连载它。到了1942年冬天，他突然从一位逃到香港的友人处获悉，葛任已在二里岗死于日寇之手。但其后不久，还处于惋惜和悲痛中的徐玉升，却意外地收到了一首诗，《蚕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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