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若是得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个“爱国的神甫”，那就很可能错了。他同那个国民公会代表的会面，甚至可以说是结合，给他留下一种诧异，使他变得更加和善。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许应当简短地指出，在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过采取一种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态度。

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几个主教同时被皇帝封为男爵。众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为此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让米里哀先生参加了。联席会议于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首次会议由斐许红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内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过，他只参加一次大会和三四次专题讨论会。他是山区的一位主教，过惯了简陋贫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达官贵人中间，似乎带去了改变会议气氛的见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问他为何来去匆匆，他回答说：“我妨碍他们。外面的空气是我带给他们的。我对他们就像一扇敞开的门。”

另外一次，他说道：

“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他的确讨人嫌，说话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

“如此漂亮的座钟！如此华丽的地毯！如此漂亮的号服！这些东西一定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冲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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