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就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发生错误。他和那国民公会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是而已。

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或许也还应当在这里极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采取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旁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零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为了这件事，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举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替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匆促，他回答：

“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钻到他们那里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外一次，他还说：

“有什么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确是惹人嫌，不时作怪。有一晚，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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