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社区找到了家的感觉。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办事要讲究策略，学会了如何将意见不同的人们组织到一起，我还坚定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信心。

——奥巴马

1983年，奥巴马决定到芝加哥从事社区组织工作，虽然他不认识这个行业中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这个工作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当被问到他想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时，他会回答说现在整个国家的心态需要有所改变，而改变就应当从基层社区开始，所以他要组织黑人社区来实现这种改变。人们对他的这种想法表示赞赏，但他的大多数朋友却对此表示怀疑。当奥巴马快要从学校毕业时，他的朋友们都忙着申请到研究生院继续深造，而他那时候想的却是自己的母亲，自己父亲的死亡，还会回忆以前在印尼的生活和继父罗洛；他也会想起自己在西方学院的生活和哥大的同学。这些回忆都是他的故事的一部分，记录着他作为黑人的挣扎与彷徨，思考与成长。他相信，只要通过有力的组织手段，就会建立起有效的社区。这是一件值得去奋斗，去争取的事情。而通过这样一个奋斗的过程，他对自己的独特之处也会有一个清楚的确认。

为了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他开始给每一个他能想起来的公民权利组织写信，还给当选的黑人官员、社区委员会和其他权利组织写信。尽管都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但他并没有灰心，决定先找一份工作来偿还学生贷款并开始准备存钱。后来，他被一家咨询公司雇用，成为那里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不久后他就升职了，成为一名财经专栏作家，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手下还有一名秘书，他的银行账户上也开始有了存款。有一天，当他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银行利率的文章时，他接到了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的电话。他们之间已经互相通信了好几年。他知道姐姐已经离开肯尼亚，去了德国读书。他们也已经在信中讨论过她是否有机会去美国拜访他，或者他可以去德国看望她，但一直都没有付诸行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姐姐的声音。她问奥巴马自己是不是可以去美国找他，但就在她准备动身前往纽约时，她忽然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兄弟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她要马上坐飞机回到肯尼亚。挂上电话后，奥巴马的思绪就飞到了肯尼亚的老家，他禁不住开始想象家人的模样，还纳闷为什么自己失去一个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时不会感到悲伤。而这次安排与姐姐奥玛见面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种催化剂，让他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他想起了他受过的伤痛和寻找自我的挣扎。他准备选择这条路，觉得这样就可以减小内心的压力。这一切都与他想要成为一个社区或一个团体的一员有关，这是一条比当财经专栏作家更贴近自己内心的道路。接到奥玛电话的几个月后，他就从咨询公司辞职，开始寻找社区组织工作的机会。他又开始向各个权利组织和机构写信。过了一个月左右，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一家著名的公民权利组织的回信。在信中，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称已经看过了他的简历和证书，对他丰富的经验印象深刻，准备为他提供一份负责组织有关毒品、工业和房屋政策会议的工作。奥巴马拒绝了，因为他想要一份可以与人们生活的街道和社区离得更近的工作。他苦苦支撑了6个月，也由一名财经专栏作家跌为一文不名的失业者。当他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他接到一个叫马缇·考夫曼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刚刚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需要一名实习生。当他们见面之后，考夫曼问奥巴马，为什么他这个来自夏威夷的黑人青年想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他问奥巴马是不是对现实有所不满，并指出其实这个工作就要求你要有所不满，而且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人想成为社区组织者的唯一理由。马缇来自纽约，是一个犹太人，快四十岁了，从6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当时芝加哥有很多工厂都已经倒闭或者停产，所以很多在里面工作的黑人和白人们都失业了。他正努力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一起争取恢复他们的工作。他需要一个帮手，而且必须是黑人。他告诉奥巴马他们的工作主要通过当地的教堂开展，还问他对芝加哥有什么了解。奥巴马回答说，他一直追随着刚当选芝加哥市长的哈罗德·华盛顿的脚步，华盛顿是一个曾经被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中西部城市的白人拒绝接受的黑人。他说他曾经给华盛顿市长写过求职信，但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马缇给奥巴马的工作待遇是第一年1万美金的年薪和2000美金的交通补贴。这样他就可以买一辆汽车。考虑过一段时间以后，奥巴马收拾好行李，开车去了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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