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大家在兴致盎然地讨论一次演讲。大概演说家那次对创作的自由度发了一些抱怨，然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诞生文化艺术的杰作。

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那又怎么样，大家还是觉得这话很对，是每个人都想说而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这样啊！我插了一句：难道你们都没看过苏联文学吗？没看过苏联电影吗？就算都没看过，至少也听过苏联歌曲吧——《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这些总该听过吧？

即便是从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人也不会对苏联的社会空气一无所知，但那么多诞生在苏联的艺术杰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还有那个莱妮·里芬斯塔尔，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她为纳粹歌功颂德的片子直到今天还是多少电影学院里的学生必修的经典之作——当然，仅仅是从艺术角度来看。

里芬斯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纳粹那样的险恶环境里，领袖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艺术的高度；而在苏联的故事里，是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确饱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维塔耶娃，这个那么卓绝的诗人，讨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只好选择了自杀。

还有个再近不过的例子，每个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个满是文字狱高压的时代，至少还出了一部《红楼梦》，还有被王国维推崇为北宋以后第一人的纳兰性德。

我承认，宽松自由的环境是人们想要的，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人们想要的，这都没错，但这两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联系吗？除非把数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释为特例，并且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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