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味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彻底洞彻了培根指出的四种假象，掌握了一切的心理学前沿成果，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再没有任何人可以骗得住我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真会因此好起来吗？

看来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上，我们该不该接受“高贵的谎言”的欺骗呢？如果我们没有这身免疫力，因而被柏拉图、莫尔、维拉斯轻易骗过的话，或者我们把理性搁置在一旁，凭着启示相信了某种宗教，也许这才容易过上最安心、最舒心的日子。

中国古人也提出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原则：“无知无觉，顺帝之则”，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想，随波逐流地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就最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过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头快乐的猪，但“无知无觉，顺帝之则”走的是相反的路线，做一头快乐的猪当然好过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

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大样本的抽样统计，会发现那些理性倾向更强的人（一般而言也就是比较聪明的人）生活的满意度反而会比较低，距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比较远。中国古人质朴地发现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现象，说的正是这么回事。理性所能认识的范围过于有限，所以一个很有理性的人只能时时存疑、处处存疑；疑惑太多，也就容易像袁绍一样“多谋而寡断”——若是做学问的话，这实在再合适不过，但在实际生活当中，迅速做出有效的决策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决策是基于“十足把握”的。

所以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人们实在没有必要把理性的作用看得太高。哈耶克毕生的著作都是在强调这个主题，在他讨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这些大词的背后，其实就是在说一个人是聪明一点更好，还是愚笨一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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