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派风格贯穿有明一代政治生活之始终，如同顽强的基因，并未随着太祖皇帝的驾崩而寿终正寝。幸而古代社会技术落后，中央集权的力量尚未臻于无孔不入的恐怖化境，《1984》的世界还只是个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伊甸乐园。如果我们可以把大明帝国想象成巨人握紧的一只铁拳，那么王与准就是在这铁拳指缝间侥幸偷活的一只小小的蝼蚁。

王与准谨遵父教，闭门读书，竟然渐渐读出了一点名气。乡里每有晚辈拜师求教，王与准便用一套固定的说辞加以推搪：“我没有师承，不足以教学。”

这在明代实在算不得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不妨以当时的大环境来推想王先生的深刻用心：晚辈求学，大多是带着功利心来的，无非希望在科举中博一个功名而已，而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尽管八股文只是文体之一种，本身无所谓优劣，但义理上必须固守朱子的性理之学，朝廷又是颁布标准儒经版本，又是删削《孟子》以免错误思想毒害世道人心，这重重枷锁，哪是僻居世外、无意仕进的王与准能够戴得过来的呢？一旦有学生在考场上答出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不但本人一生尽毁，必定还会带累师长，更何况儒家世代传承的大道哪能就这样削足适履呢？

待读遍了父亲留下来的藏书之后，王与准打点行囊，去四明赵先生门下学易。

赵先生深爱王与准的气节，将族妹嫁与他为妻，还劝他努力入仕。王与准的回答是：“昨日听您讲解‘遁世无闷’，我愿意终生奉行此语。”这真让赵先生既羞且愧，再不拾起这个话题了。

史料中的这段记载颇有西方神学所谓的“预表”意思，亦即为王阳明将来的“知行合一”埋下了伏笔。赵先生的易学修为显然较王与准的高，却有知而无行，可以讲解“遁世无闷”的哲学，践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功利主义；王与准才是“知行合一”的表率，并不把知识工具化，以知识谋功利，而是真诚地奉行自己所学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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