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带着几名亲近弟子前往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拜访自己的头号学术劲敌朱熹。这一场会面，儒学史称之为南康之会，是心学与理学的第二次碰撞。陆九渊在与朱熹继续辩论之余，应邀在白鹿洞书院做学术演讲，演讲题目取自《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是读书人极初级的功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是每个读书人自幼熟诵的名言，含义也很明白晓畅，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贴合的。对现代读者而言，可能产生隔阂的是，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色彩。君子，顾名思义，是指封君之子，源于周代的封建制度，凡君子皆贵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贩夫走卒之辈皆小人。

小人生计艰难，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规范（礼）与精神追求（道）都和他们无缘。在君子眼里，小人大约就是动物一般的存在——历代士大夫将百姓比作子女，这是等而上之的说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为六畜，比官吏为牧者。譬如干宝《晋纪总论》有所谓“群生，重畜也”，李善注引《汉名臣奏》：“民如六畜，在牧养者耳。”

作为孩子或牲畜一般的百姓，他们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着不劳而获的政治特权，所以关注点更容易转向精神层面，讲求一种——套用西方封建制的术语——骑士精神。

一般而言，让小人做事很容易，只要报酬优渥，但是，若想说服君子做什么，是没办法用报酬来打动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晓之以义，让他晓得这实在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随着封建体制的瓦解，即孔子所谓之“礼崩乐坏”，君子与小人越发变成纯粹的道德标签了。一个赤贫的人，譬如颜渊，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为君子；一个显达的人，譬如秦桧，也可以因其卑污的用心而成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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