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年（1497年），年已二十六岁的王守仁终于离开余姚，进京和父亲住在一起了。这究竟是因为成圣成贤之心并未灭尽，还是终归屈服于世俗的压力，需要再摆一摆应举的姿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一年时局动荡，边境传来的告急文书一封接着一封，“见猎心喜”的规律就这样在王守仁身上发生作用了。

北疆的蒙古势力始终都是令大明帝国左支右绌的边患，土木堡之役甚至动摇了国本。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几大部落先后进入河套地区，一开始还是本着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四处剽掠，后来发现河套这个地方三面有黄河为阻，水草丰茂，耕牧皆宜，于是驻扎下来了。依托这样一个理想的前哨基地，这些弓马娴熟的骑手年年都要深入内地，杀掠人畜。明朝人称他们为“套寇”，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简直无计可施。

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属于靠天吃饭的，一旦气候异常、水草凋零，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牛羊死亡，整个部族都会陷入饥荒状态。既然抗灾害能力极差，他们自然会觉得无论掠取多少财富都嫌不够，所以在与农耕民族的交往中，无论是和亲还是开始互市贸易，任何一段和平都不会维系太久，除非他们被汉化了，开始建城定居、开荒种地。“套寇”虽然占据了河套，但只是驻扎而非定居，仍然保留着游牧的生活方式，所以和平注定是既不可望亦不可即的。

以今天的某种常识，似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乐于看到邻邦的统一和崛起，所以正确的外交策略总该是扶植弱势者以制衡强势者。这正是有明一代对北方草原势力的基本国策，然而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草原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政权，任何通商之类的和平外交关系都很难持久。如辽国和宋廷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百年和平，以及辽国变成一个高度汉化的政权，这样的局面从不曾在明朝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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