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总是兴趣多变的，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契机来触发，全部关注就会投入另一个领域。弘治十年剑拔弩张的边防时务使王守仁精研兵书，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又因为偶然读到朱熹的一句话而重返儒学的阵营。

当时王守仁处于一种彷徨的境地，诗歌文章毕竟不足以通至道，求师访友又很难遇到对自己真正有引领作用的人，研习兵法也没机会上阵临敌，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某日读朱熹上宋光宗的一封奏疏，读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忽有所悟，想到从前读书虽然涉猎庞杂，却不曾循序渐进以至精纯，自然不会有多大的收获。

既然有所悔悟，改弦易辙便不是难事。王守仁认真遵循朱熹的教诲，循序读书，收获果然不同以往，只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意即认知主体（我）和认知客体（物）始终处在分离的状态，不能融汇，这令二十七岁的王守仁非常不能接受。

岛田虔次在他那部出版于1949年的成名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里有这样一番概述：“阳明的——或者不如说是把阳明作为其自觉的焦点的当代精神的——最大烦闷，就在于总觉得物理和吾心好像始终被判而为二。理和心的一致，如果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根源性的、原理性的、规范性的事物中，让主观参与，使主观与之一致。不！更主要的是主观方面吞并了那个根源性的、原理性的、规范性的事物，这才是当代精神所担负的最大课题。”

王守仁时代的“当代精神”究竟有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最大烦闷”，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到王守仁自己，这种“最大烦闷”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人实在很难理解。何止现代人，任何有常识的古人也难理解。譬如我想搞清楚一只苹果是不是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它一口，那么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我是认知主体，我“要”去认识，苹果是认知客体，“被”我认识，这难道不是任何愚夫愚妇都能明白的道理吗？如果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并不“判而为二”，而是合二为一，我和苹果合二为一，这才会让人纠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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