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任伊始，王守仁便在途中遇到了一次惊险。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走水路，沿赣江至江西万安，忽然遇到数百流贼沿途劫掠，商船不敢前行。官船是进是退，瞬间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

万安素以民风剽悍著称，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很可能有惊人的战斗力。家族旧事仿佛重演：洪武年间，王守仁的曾祖王纲被水寇截舟罗拜，硬逼这位朝廷专员入伙，王纲只是骂不绝声，落到求仁得仁的结果。其子王彦达羊革裹尸，千里迢迢归葬禾山，王守仁有案可查的家族史正是由此开始的。

王守仁所要应对的局面，无论如何都比曾祖王纲当时更有几分优势。虽然眼见得是一场寡不敌众的遭遇战，但自己这边在情报上先了一步，因此便有了以智计取胜的机会。在此之前，学者身份的王守仁再三教人“立诚”，但局势变了，“兵者，诡道也”，行军作战总是要靠“阴谋诡计”的。

以最传统、最严苛的儒家标准来看，战争非但不是诡道，反而是正大光明的荣誉之道。这是仅属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当时武士阶层属于贵族阶层，战争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贵族的打法受到一系列荣誉标准的约束，受到鼓励的是面对面的公平交手、追杀时不为已甚的分寸感，以及种种在后人看来迂腐至极的东西。欧洲所谓的骑士精神，日本所谓的武士道，都是一样的。

而当礼崩乐坏、封建社会解体，荣誉迅速让位于功利，平民阶层迅速蹿升，战争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用商鞅的话说，“事兴敌所羞为，利”，即战争是一项搏下限的事业，赢家属于最没节操的那一方。（《商君书·去强》）这种时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仍然抱持着传统骑士精神的贵族们一个个成为骑士精神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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