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学古本》《朱子晚年定论》约略同时，王守仁的大弟子徐爱等人整理老师的语录，仿照《论语》编成了一部《传习录》，最终由师弟薛侃出资刊行了，这便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传习录》上卷的主体部分。

后人学习阳明心学，基本都是从《传习录》入手的，但王守仁原本并不赞成编选语录，理由大体上是，教育总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因时感发的，时过境迁再株守这些教条的话，那就与刻舟求剑无异了。

徐爱的同门也有用老师的这个理由来规劝的，但徐爱自有一番道理，而且摆出了经典中的依据：《论语》有载，孔子对子贡说“我不想说话”，另一段却记载孔子说“我和颜渊谈了一整天”，难道孔子是自相矛盾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子贡太拘泥于老师的言语，孔子这才用沉默来提示他，要他从内心深处多做领悟；颜渊对孔子的教诲完全心领神会，孔子全不介意和他谈上多久。王守仁编这部语录，也希望读者能够心领神会，不可当作教条来看。（《传习录·序》）

语言一落文字，确实容易变为僵化的教条。事实上王守仁汇编《朱子晚年定论》正犯了这个错，将朱熹的文字摆脱了当初的语境，当作教条来理解了，不免“死于句下”。

然而吊诡的是，各种思想的传承，最常见的谬误非但不是“死于句下”，反而是过于灵活的理解，灵活到面目全非甚至颠倒黑白的程度。思想史上往往有这样惊人的呈现，纯粹的“原教旨主义者”反而凤毛麟角。我们就算嫌恶他们的冥顽，至少可以尊重他们那难能可贵的较真精神。

《传习录》的编订，徐爱当居首功，遗憾的是，他却没能看到《传习录》的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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