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常是老问题，这是读史最能解颐的一面。

古人探讨治乱兴亡，常常归结为“体制问题”，正反双方唇枪舌剑，激辩两千年而不歇。封建制和郡县制究竟孰优孰劣，谁该为长治久安居功，谁该为土崩瓦解负责，各有各的说法。

简言之，封建制是最传统的贵族社会，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士大夫，逐级效忠，世官世禄。孔子一心“克己复礼”，要复兴的周礼就是这样的一种封建制度；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就是西周创设的封建制度的瓦解。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传统贵族不复存在，聘任而来的郡县长官取代了世袭的封建领主，虽然逐级负责，但一致向皇帝效忠。

郡县制是集权程度最高的体制，因而也是管理效率最高的体制，只要皇帝一声号令，全国人力物力都能如臂使指地调动起来，在封建制下很难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郡县制下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明君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展拳脚，昏君也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发淫威。

站在皇帝的角度，郡县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一旦皇帝幼小、权臣当道，只要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足以改朝换代，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封建制虽然稳定性强，但集权程度太低，非但皇帝做起来太不过瘾，而且强大的诸侯也有作乱的能力。所以，合理的结构似乎要在郡县制和封建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点非常难寻，不断的试错意味着不断付出血的代价。

西汉建国，权力结构是皇权、政府、诸侯三大系统互相制衡，刘邦在有生之年积极消除异性诸侯，不使韩信、彭越这些战神级的人物对刘氏子孙形成威胁，但同姓诸侯依然享有广阔的封地和高度的自治权，于是在景帝朝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汲取教训，以推恩令诱发诸侯解体，又以各种政策限制诸侯的权力。于是到了西汉末年，用陆机《五等诸侯论》的话说，是“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意即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却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加强集权虽然能收一时之功，却败坏了百年基业，以至于王莽篡汉“易如拾芥”。而那时候汉朝宗室诸侯的表现，用曹囧《六代论》的名言，就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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