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永远比君子更重视情报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当张忠、许泰得知王守仁当真动了身，惶急之下只有硬来，强行拦截，不使王守仁越芜湖半步。

王守仁在芜湖足足滞留了半个月，当真进退两难，某日夜半在上新河边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不禁思量：“自己蒙受谤诟，一死倒不足畏，但年迈的父亲怎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呢？”于是对门人说：“此时如果可以让我窃父而逃，我宁愿终身在父亲身边尽孝，无怨无悔。”

“窃父而逃”原是《孟子》里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儒家情、理、法的微妙关系，我的《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正是以这段故事开始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故事的大意是说，舜做天子的时候，若他的父亲因为杀人被捕，舜正确的做法是偷偷把父亲救出监狱，一起逃到官方找不到的地方隐居起来，高高兴兴地尽孝，不做天子。

在孟子的年代，如果哪个统治者真有这样的觉悟，倒也不难做到。然而明朝的社会结构大异于先秦，王守仁只要想想自己祖辈的遭遇，尤其想想遁石翁的境况，便不会真的动什么窃父而逃的念头。他应该已经发觉，古老的儒家理念和现实的政治格局早已有点方凿圆枘的尴尬了。

家里一度传来王华病重的消息，王守仁不免真的动了弃职逃归的念头，只因为后来家书再至报了平安，这才没有成行。某日王守仁问门人弟子：“我当时想弃官回家，怎么就没一个人支持我呢？”

门人周仲答道：“先生思归一念，似乎着相了。”

王守仁沉默良久，终于反问道：“此相安能不着？”

“着相”是佛教术语，粗略地说就是拘泥于世俗之见。譬如我这本书，如果你把它捧在手上，笃信它是一个叫作“书”的真实存在的物件，那么你就着相了，因为从本质上看，“书”只是一个集合名词，“这本书”则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则聚，缘尽则散，每时每刻都因为磨损或热胀冷缩等缘故发生着细微的改变，此时之书并非彼时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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