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将会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世宗倒也不全是孤立无援的。新科进士张璁甘犯众怒，先后进呈《大礼疏》《大礼或问》，以扎实的礼学素养逐条批驳一众朝臣的公议。

朝臣们的阵营也并非那么紧密。随着争议的加剧，既有人一往无前，也有人痛改前非，王守仁的高徒陆澄就是后者中的典型。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归安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他本来是和世宗唱反调的，还为此丢了官职，但在向老师求教之后，竟然顿觉今是而昨非。于是陆澄再向世宗上书，全是一副改弦更张的论调。龙颜当然大悦，使陆澄官复原职。后来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在提到这件事情时说：“儒家学者议论功过，大抵以天下为重而不返回本心之所安，张璁的《大礼或问》说：‘天下只是身外之物，父子之情却是天伦。舜背着父亲瞽瞍潜逃的时候，心里只有父亲而没有天下。’这话说得很对，就算圣人复出，也不会有所更易。王守仁所谓‘心即理’，正是在这种地方体现出来的。世间儒者只以为理在天地万物，便向前代典籍中寻求准则，反而走错了路。王守仁虽然赞同张璁的观点，却深知张璁是个小人，所以不愿意参与讨论，陆澄却是从老师那里得到了问题的正解，坦坦荡荡地知非改错，因为自信其心，便也不怕被别人讥为反复无常、见风使舵。”

黄宗羲的这番议论，正见得阳明心学对当时儒学的意义所在：学问绵延得太久了，难免就教条化了，而随着教条的日渐繁复，这门学问的核心思想反而日渐模糊，所以王守仁索性抛开一切教条，直接从本心入手。在大礼议事件中，朝臣们引经据典，不惮烦琐，而少年世宗没那么多理论好讲，只是心里割舍不下父母亲情而已，然而以最为传统的儒家标准衡量之，反而是世宗站在了正确的一方。远溯北宋，司马光千古名臣，程颐一代儒宗，都强调公义重于私情，张璁却援引了一条核心准则——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也就是说，所谓礼，并非来自什么天赋观念或抽象教条，只不过由基本人情而做出的自然推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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