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是《春秋》于隐公元年的第二条记载,“三月,我国国君(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
这位邾仪父是邾国国君,但这个简单的记载马上带出了一个问题:国君一般都要称呼爵位,比如鲁隐公、晋文公、齐桓公,可这位邾国领导人怎么被称作邾仪父呢?
这是不是直称其名,稍后再论,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春秋》确实对这位邾国国君没有依照习惯称呼爵位。这在经学家的眼里,恰恰是一处可以深挖“微言大义”的地方。
这就要先说说邾国的背景:邾国并不是像鲁国、齐国那样的诸侯国,而是所谓“附庸国”。按照《孟子·万章下》的说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盘由大到小各有标准,但还有那些地盘实在太小的,连方圆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发生关系了,而是依附于附近的某一诸侯,是谓附庸。
(一)从盟誓的社会渊源管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矛盾
鲁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其具体经过已经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只是周代会盟程序的一些通例:“盟法,先凿地为坎(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对,容器)盛之。读盟约(古谓之载书,亦省称载或书)以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牲上埋之,副本则与盟者各持归藏之。”这是一个程序通例,下文简述之:
(1)牺牲。会盟中被仪式化地杀掉的那些牛、羊、马,就是所谓的“牺牲”,这是“牺牲”一词的古代意思。如果在类似的仪式行为中被杀的是人,这些人就叫作“人牲”——商朝就是流行人牲的,这种习俗还延续到商朝的后裔宋国那里,以仁义自诩的宋襄公就搞过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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