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据及诸官寮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
不立文字,用什么来立《坛经》?
开篇是讲《坛经》的缘起。慧能大师在韶州大梵寺讲法授戒,韶州市长韦据让慧能的学生法海整理听讲笔记,以使慧能的宗旨可以在以后代代相传的时候有个依据。
但是,事情才一开始,就难免令人起疑:许多人都知道,禅宗不是讲究“不立文字”么?为什么韦据和法海他们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搞一个会议纪要呢?——这事情越想就越让人觉得矛盾:如果我要学禅,该不该去读《坛经》呢?如果读了,那么,按照“不立文字”的标准来衡量,我显然是在缘木求鱼,可如果不读《坛经》,只是找个老师来接受口传心授,我又怎么知道老师教的就是正确的呢?
确实,在慧能之后,尤其到了宋代,禅宗的文字越来越多,像著名的那些《景德传灯录》、《碧岩录》、《五灯会元》之类的东西真没少写,很反讽的是,如果不是借助于这些文字,我们又该从哪里来了解禅宗呢?
铃木大拙曾经作过一个很诡辩式的调和之论:“不立文字”当然是对的,但是,要理解“不立文字”,就必然需要很多文字。
铃木前辈这个说法当初真把我给唬住了,后来有一天突然想到: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还可以说:戒酒当然是应该的,但要真正理解戒酒的意义,就需要喝很多酒;或者,戒色当然是应该的,但要真正理解戒色的意义,就需要荒淫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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