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阿伦特有理由这么说，因为这两个人有诸多相同的兴趣；不过对她，以及法国国内外许多其他观察者而言，阿尔贝·加缪属于“法兰西知识分子”。在战后头几年里，他在巴黎舆论界上下影响甚广，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万回应他的专栏文章的信。他的风度、他的关怀、他拥有的广大读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无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体现文学、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

但是很不巧，阿伦特的断言跟法国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写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缪的光芒开始黯淡之时。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时，他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三年前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宣布的时候，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对获奖人盖棺定论：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称，授奖给加缪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嘉奖了一个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则认为瑞典学院可能认为它正在选出一名年轻作家（加缪去世时也不过46岁），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早熟后的僵化症”。人们普遍认为，加缪的黄金年代已经离他远去：他已有多年没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级作品了。

说起在批评界的声誉下降，加缪本人也难辞其咎。为了赶上时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种他极不适应且资质不足的哲学思考中去——就算掷地有声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绪福斯神话》（1942）仍然难称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们将会看到，加缪虽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发表了一些重要洞见，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论述完全一样的话题，杀伤力却要强大得多；加缪在哲学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萨特尖刻的挖苦与反击，严重损害了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任，最终颠覆了他进入公共领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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