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最初的岁月里……集体性失忆成了欧洲人的庇护所”［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这种遗忘和从头开始的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战败仅仅两年后即开始了冷战，三年后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西欧的经济奇迹拉开了帷幕。人们没有时间，当然也没有动力去反省战争和沦陷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悲伤。1945年欧洲各地一触即发的革命性内战被扼杀了，它们的源头被埋在集体性的沾沾自喜中：“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开展了抵抗，“我们”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欧洲。

如果不是西欧人快速把战争抛在脑后，许多战后欧洲国家的重建将艰难得多，更别提任何欧洲共同体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欧洲”在回归的记忆面前极为脆弱——过去不仅是理解之源，也是现实的负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一针见血地指出：“遗忘或者说历史错误是民族史的关键要素，因此对于民族而言，历史研究的进步经常是个威胁。”

但威胁到战后轻易取得的稳定局面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历史本身。当然，历史研究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对维希法国的调查［特别著名和有代表性的是哥伦比亚的外国史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发表的成果］；在联邦德国，由史学家等参加的“历史辩论”（Historikerstreit）探讨了纳粹的整个兴亡过程（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灭绝）是否具有唯一性；在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承认自己加入过纳粹组织并对战时军旅生涯“记忆有误”后，奥地利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意大利也开始尝试性地质疑反法西斯神话，特别是克劳迪奥·帕沃内（Claudio Pavone）关于1943—1945年意大利内战的作品——这些成果共同描绘了一幅1945年欧洲更加复杂的图景，使其沉重的遗产得以呈现。不过，真正让情况发生彻底改变的（也可以说为战后时代最终画上句号）是1989年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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