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听从会计师的盈利测试，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文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只是想象一种不同的社会，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完全不能想象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的不同秩序？我们命中注定永远被围困在功能失调的“自由市场”和被大肆渲染的“社会主义”的混乱之间吗？

我们的无能为力是话语上的：我们只是不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过去30年中，当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支持一项政策、提议或者动议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最狭义的经济问题——利益和亏损上。但这不是先天就有的人类状况：它是后天习得的。

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1942年的报告将会奠定英国福利国家的根基——在牛津发表了一次演讲，质问为什么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被古典经济学遮蔽了。贝弗里奇的质问在今日同样有力。但是，政治思想的销蚀，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本身毫无关联。

确实，我们可能在考虑公共政策时局限在单纯的经济演算上，这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关注。描述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最敏锐的作家之一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就带着厌恶预见到了这样的前景：“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眼里，自由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之安全的必要条件。”那个时代的革命有一种将赚钱的自由和自由本身混为一谈的危险。

我们也被搅糊涂了。今天常规性的经济推理用“理性选择”来描述人类行为，它不能预见也不能防止银行倒闭，表面上伤痕累累，但显然还是岿然不动。这种理论宣称，我们都是经济动物。我们追求自身利益（定义为最大化的经济优势），极少涉及譬如利他主义、自我否定、品位、文化习惯或集体目的等外在标准。只要得到足够的和准确的“市场”信息，不管是真正的市场还是专事股票和债券买卖的机构，我们就会做出对我们个人和团体都有利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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