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约翰·多恩

我们今天面临着两个实际困境。第一个可以简单地描述成“社会问题”的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或者美国1914年前改革时代的活动家，他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很直接的：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应对新工业城市的贫困、过于拥挤、灰尘、营养不良和健康不良？如何将劳动群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而不是引起动荡、抗议甚至革命？如何减轻城市劳动群众所面临的痛苦和不公正，如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所有自由改革的国家，社会问题才会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以暴力冲突告终。19世纪中叶，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每个其经济以美国英国为榜样的国家，不管是用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药品可及性、正规就业，还是简单地用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来衡量，贫困都在稳步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的病症——犯罪、酗酒、暴力和精神疾病——都相应翻了很多番。我们爱德华时代的前辈会立即辨认出社会功能失效的症候。社会问题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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