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违背事实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从1945年到1953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1919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年7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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