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长大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就是去欺骗，去说谎，去开设黑市，去怀疑，去榨取：5年的经历使这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保尔-昂利·斯帕克（比利时外交大臣）

复仇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某些人在我们寻求建设的世界里不会有一个位置。

——西蒙娜·德·波伏瓦

应该做出并且执行严厉、公正的判决，国家的荣誉要求这样做，最大的卖国贼也罪有应得。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要求严惩约瑟夫·蒂索神甫的决议，1946年11月

为了使被解放的欧洲各国政府合法化，宣布它们是合适地组成的国家的权威，它们首先必须处置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战时政府。纳粹和他们的朋友已被打败，然而从其罪行规模来看，这明显不够。倘若战后政府的合法性只依靠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那么它们自己比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又好在哪里呢？重要的是界定法西斯政权的罪恶，并相应地惩处它们。在此背后有着很好的法律和政治理由。但是惩恶的愿望也表达出一种深层的需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是一场由战役和战斗组成的战争，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男男女女们在战斗过程中被出卖，受屈辱，被迫每天做一些小小的罪孽行为，自我贬黜，每一个人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而许多人丢失了一切。

再者，在许多方面同仍然鲜活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5年，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很多事情不但令人有负罪感，而且令人感到窘迫。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欧洲人被动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被一帮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民族集体自豪感的唯一来源是打击侵略者的武装游击队抵抗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真正抵抗活动的证据最为罕见的西欧，抵抗组织的神话却最被看重。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或乌克兰，大批真正的游击队员公开地既对占领军作战，又互相厮杀，这就在大局问题上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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