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搞戏剧？是啊，我也常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我想出的唯一答案，在你们听来可能平常得令人失望：只因为舞台是一个我感到幸福的场所。不过要注意，这种考虑也不见得那么平常。在今天，乐事是一种独特的活动，证据就是人们行乐总要躲躲藏藏，偷着去看一种粉色芭蕾，说出来不好意思。在这方面，大家都达到共识！我有时读到一些严厉的文章，指出一些活动家放弃一切公共活动，逃往或者躲进私生活中。这种逃避的看法，带有几分鄙视，不是吗？鄙视，还有愚蠢，两者形影不离。其实，据我所知，情况正相反，更多的人逃进公共生活中，以便躲避私生活。强人往往是幸福的失败者：这表明他们缺乏温情。我谈到哪里了？对，幸福。是啊，如今追求幸福，就跟追求公共权利的罪恶一样：永远不要承认。不要天真地这样讲“我幸福”，而不想其害处。您马上就会看到，周围的人纷纷翘起嘴唇谴责您：“哼！您幸福，我的小伙子！跟我说说，您怎么对待克什米尔那些孤儿，怎么对待新赫布里底的那些麻风病人呢？他们可不是像您说的那么幸福。”哦，对，怎么对待麻风病人？拿我们的朋友尤奈斯库的话说，怎么摆脱掉呢？于是，我们很快就满脸乌云了。然而，我还是认为，人必须强壮和幸福，才能更好地帮助遭遇不幸的人。自己生活艰难，让生活担子压垮，就不可能帮助任何人。

反之，能主宰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慷慨仗义，有效地给予。对了，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爱妻子，为此痛苦不堪。有一天他决定，将一生献给他妻子，总之作为补偿，决定为她献身。嘿！可怜的女人，直到那时，她的生活本来还可以忍受，可是从那天起，生活反而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狱。大家明白，她丈夫那种献身有目共睹，那种忠诚也惹人议论。如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越不爱人类，却越要为人类献身了。这些眉头不展的情人，总之结婚是求最坏的结果，从来不求最好的前景。讲了这一点大家就不会奇怪，世人总是阴沉着面孔，难得表露出幸福的神情，唉！尤其身为作者。可是，我个人就尽量不受这种影响，对幸福和幸福的人，保持尊敬的态度，而且不管怎样，从卫生健康考虑，我也力求尽可能待在我感到幸福的一个地方，即我所指的戏剧。这种幸福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幸福，持续了二十多年了，况且，即便我愿意，我认为自己也离不开了。在1936年，我组建一个不幸者的剧团，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大众舞厅演戏，剧目从马尔罗、埃斯库罗斯，一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二十三年后，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安托万剧院的舞台，这种忠诚实在罕见，或者说中毒时间居然这么久，连我本人也感到诧异，不禁叩问自己，这种固执的品德或者恶习，究竟基于什么原因？我想出了两类：一类与我的天性相关，另一类与戏剧的性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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