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所收散文写于1935年和1936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一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印数很少。这个版本早就绝迹，而我一直不同意重印《反与正》。

我执意如此并无神秘的原因。我对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抛弃之意，但总觉得它们的形式笨拙。我身不由己地对艺术怀有一些成见（下文另行说明），因而长期妨碍我考虑再版这些文章。这看上去十分虚荣，倒好像我的其他作品已符合种种要求。难道我还需要说明绝非如此吗？我只是对《反与正》的笨拙比对别的作品更敏感，而对后者我也心知肚明。说明此点的唯一办法是承认前者涉及，并且多少暴露出我最重视的主题。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问题解决后，我确实可以承认：对我来说，它的见证价值是很大的。我明确指出是“对我来说”，因为它是在我面前充当见证。它要求我忠实，也只有我知道这忠实的深度和难处。我试着解释其原因。

勃里斯·帕兰常常声称：这本小书包括了我的最佳作品。帕兰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正派的，因此，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凡艺术家都有的那种不耐烦情绪：如果有人妄称他的过去比现在要好的话。不，他之所以弄错，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除了天才之外，一般人都还不会骂你。但我懂得帕兰想说什么，他是怜悯艺术和怜悯哲学的畏敌。他是想说：在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后的一切篇章里，有着更多真正的爱。他说得有道理。

这样，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这无形的泉流不再浇灌艺术的荒芜之地。这时艺术家的毛发变得稀疏干枯，头顶茅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创作的源泉就在《反与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过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里；而我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使我免遭两种彼此相反的危险，它们威胁着一切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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