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十二月党人这些俄国最早的革命者身上仍保留着道德。这些绅士尚未纠正雅各宾派的理想主义。他们的道德甚至是自觉的：“我们的祖先是些骄奢淫逸的人，而我们是卡东。”他们当中的彼埃尔·维亚塞姆斯基这样说。他流露出苦难会使人新生的观念，在巴枯宁与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仍可发现这种观念。十二月党人令人想到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并放弃其特权的法国贵族。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贵族，于8月4日夜间做出决定，为了解放人民而选择牺牲自己的道路。虽然他们的首领彼斯捷尔有着政治与社会的思想，他们流产的起义并无坚实的纲领。甚至难以肯定他们曾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之中的一人在起义前夕说：“是的，我们会死去，但这将是壮丽的牺牲。”这的确成了壮丽的死亡。1825年12月，起义者的方阵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前的广场被炮火所摧垮，幸存者被流放，但有五人被吊死，在处死他们时动作是如此笨拙，不得不二次下手。这些死难者，虽然行动显然策划不周，但整个革命的俄罗斯在悲愤与惊恐的情绪中仍然崇敬他们，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成为榜样，即使不是成功的榜样。在这段革命历史的开始，他们显示出被黑格尔嘲讽地称为优美的灵魂的人们的权利与伟大，而且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来确定革命思想的趋势。

在这种情绪激昂的气氛中，德意志思想与法国的影响展开斗争，使既渴望报仇与正义又感到孤立无援的仁人志士接受其支配。它开始被看做一种启示而受到欢迎、赞扬与评论。这种狂热的哲学激励着俄国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有人把黑格尔的《逻辑》译为诗句。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找到了社会寂静主义的理由。意识到世界的合理性则足矣，“精神”在时代结束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实现，这是斯坦科维奇、巴枯宁与别林斯基的最初反应。以后，面对复杂的现实，甚至复杂的意图，俄罗斯的激情开始消退，而且马上转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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