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16日，星期六，一个令人忧郁的周末，加缪抵达了巴黎。他吃了东西，又喝了点马提尼酒，“睡意沉沉”的他看起东西来“更为准确”。彼亚为他在18区拉维尼昂街16号的普瓦利耶旅馆订了一间房，旅馆位于蒙马特高地，邻近克利希大街和蒙马特公墓。在加缪看来，这家旅馆“极其有趣”，“应该称得上是肮脏不堪，里面住着皮条客和无名艺术家，但是再没有比皮条客家庭更为布尔乔亚的了，这些先生们和他们的‘太太’住在这里，后者在自己住的这家旅馆是不接客的，因为有伤风化。”这家“棒极了”的旅馆里到处是告示：“注意遮住灯光！”旅馆老板担心挨罚，还怕德军飞机的炸弹。“老板娘每天早上5点上床睡觉，中午12点之前拒绝照管房客。打扫房间是在傍晚，所有人都认为这很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当然。”他想要借个闹钟，一个“冒牌但待人亲切的亲王夫人”答应借给他一个，“她的派头好似《四分钱歌剧》里的玛尔戈·丽庸，抽着烟在房间里不停地转悠。”他说要回房间去睡觉了，“她回答说我可以放心去睡觉，她会在我睡着后回来，因为她有我房间的万能钥匙……，我觉得如此直截了当的行事妙不可言。我回到了房间，对自己还剩下的几张百元钞票的用途想入非非。”此时的加缪只打算在巴黎住上一到两年：“在这里没法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紧张忙乱。”

《巴黎晚报》的一位主编接待了加缪。当着负责排版的编辑达尼埃尔·勒涅夫和亨利·科克兰的面，这位主编说：

“我们这里可不搞政治……”

加缪很平静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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