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马出版社审读委员、《战斗报》主编、作家，加缪从事着三种职业。他感到疲惫，而且他的第三种工作需要时间。有些时候他会轻松一些：1945年他在报社领到了七个月的薪水，又从出版社得到了五个月的报酬。《鼠疫》迟迟没有写完，不过记者朗贝尔这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加缪在自己周围见到了许多朗贝尔似的人物，《战斗报》的大多数记者不足40岁，有着初入职场者的热情，颇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时候自视甚高。有些人往往把自己当成这一行的骑士。彼亚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战斗报》似乎是唯一一家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开编辑会议的大报，记者自己构思写出来的文章比布置下来的文章更容易获得成功，撰稿人把文章交给彼亚，他在征询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专职记者的人数由最初的15人增加至30人。只有主管一个人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彼亚与科克兰共用一间办公室。吉蒙负责外国政治，阿尔特舒勒尔负责国内政治。电讯会送到以上三个人那里。彼亚看上一眼，然后提议说：“你想抽掉其中的两页吗？”

在彼亚和加缪周围形成了好几个圈子。行政人员中有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秘书部门负责人雅克琳娜·贝尔纳。财政工作委托给一名律师让·布洛克。布洛克从1940年起就参加了抵抗运动，曾受过酷刑，他后来在账本上签名时用的是布洛克-米歇尔这个名字。彼亚打趣说：“所有的会计都弄虚作假。你呢，你可能不会吧。”

关于报社的政治路线和财务，不会征求两位创刊人——在老抵抗运动成员组织担任领导人的亨利·弗勒奈与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年，回来后被任命为电台经理的克洛德·布尔代——的意见。布洛克-米歇尔提议有时候应该开个会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怎样提高发行量？需要买打字机吗？彼亚不是金融家，这是他的弱项。他认为“凡事总能解决”，而且一张出色的报纸注定会失败。他答应每个月在一家不太好的餐馆定个包间吃午饭。第一次会议的讨论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加缪是和路易·吉尤一起来的。这顿美味的午餐会没有讨论财务状况。他们还邀请了马尔罗。1946年1月19日，已经成为一名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的马尔罗给彼亚打电话，告诉了他一条独家新闻：戴高乐就要辞职了。怎么样才能不连累报料的人呢？《战斗报》方面先把这条新闻传给伦敦的《新闻纪事报》，然后再援引该报报道作为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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