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马出版社审读委员、《战斗报》主编、作家,加缪从事着三种职业。他感到疲惫,而且他的第三种工作需要时间。有些时候他会轻松一些:1945年他在报社领到了七个月的薪水,又从出版社得到了五个月的报酬。《鼠疫》迟迟没有写完,不过记者朗贝尔这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加缪在自己周围见到了许多朗贝尔似的人物,《战斗报》的大多数记者不足40岁,有着初入职场者的热情,颇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时候自视甚高。有些人往往把自己当成这一行的骑士。彼亚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战斗报》似乎是唯一一家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开编辑会议的大报,记者自己构思写出来的文章比布置下来的文章更容易获得成功,撰稿人把文章交给彼亚,他在征询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专职记者的人数由最初的15人增加至30人。只有主管一个人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彼亚与科克兰共用一间办公室。吉蒙负责外国政治,阿尔特舒勒尔负责国内政治。电讯会送到以上三个人那里。彼亚看上一眼,然后提议说:“你想抽掉其中的两页吗?”
在彼亚和加缪周围形成了好几个圈子。行政人员中有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秘书部门负责人雅克琳娜·贝尔纳。财政工作委托给一名律师让·布洛克。布洛克从1940年起就参加了抵抗运动,曾受过酷刑,他后来在账本上签名时用的是布洛克-米歇尔这个名字。彼亚打趣说:“所有的会计都弄虚作假。你呢,你可能不会吧。”
关于报社的政治路线和财务,不会征求两位创刊人——在老抵抗运动成员组织担任领导人的亨利·弗勒奈与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年,回来后被任命为电台经理的克洛德·布尔代——的意见。布洛克-米歇尔提议有时候应该开个会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怎样提高发行量?需要买打字机吗?彼亚不是金融家,这是他的弱项。他认为“凡事总能解决”,而且一张出色的报纸注定会失败。他答应每个月在一家不太好的餐馆定个包间吃午饭。第一次会议的讨论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加缪是和路易·吉尤一起来的。这顿美味的午餐会没有讨论财务状况。他们还邀请了马尔罗。1946年1月19日,已经成为一名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的马尔罗给彼亚打电话,告诉了他一条独家新闻:戴高乐就要辞职了。怎么样才能不连累报料的人呢?《战斗报》方面先把这条新闻传给伦敦的《新闻纪事报》,然后再援引该报报道作为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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