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微笑，操着他那特有的、处于阿尔及利亚方言和巴黎腔之间的口音，阿尔贝·加缪喜欢这样描述自己的外貌：“我是费尔南德、汉弗莱·博加特和日本武士的混合。”他懂得如何消遣自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和他的女人们一起听音乐。他的趣味很简单，喜欢《唐璜》和莫扎特所有的五重奏，还有贝多芬的四重奏和马勒的《大地之歌》，最好还是卡特林·费里尔演唱的！在电影方面，他是个兼收并蓄的观众，没有任性狂热的偏好。他喜欢费里尼、马科斯·奥菲尔斯、奥森·威尔斯和伯格曼的影片。英格丽德·图林在《野玫瑰》中的表演是他所心仪的，博加特在霍克斯执导的《夜长梦多》中的演出也让他着迷。他很少去歌剧院。但每当他在剧院、电影院度过一个夜晚，重新坐到收音机前时，政治问题就攥住了他。一旦有人提到阿尔及利亚，他那绿色的眸子就黯淡下来。

在反抗事件爆发前几个月，加缪参加了一个为法国海外领土的死刑犯争取赦免的委员会的活动。他在发言中提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矛盾和衰弱，指出：“（法国）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却拿着木棒。”这一段时期，尽管他在《快报》上的文章涉及许多主题，诸如核武器问题、佛朗哥对西班牙的统治、僵化的共产主义思潮、工人艰苦的生活条件等等，但只有阿尔及利亚问题才是作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不停地和朋友们澄清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各种误解。1955年7月1日，他和让·格勒尼耶在马休斯家里吃午饭，席间对他说道：“看来，除非出现点儿什么严重的事情，人们不会关心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从来没有内疚感，他们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日记》，1944至1971年。">加缪不会不提白人的种族主义，不管它有没有父爱的外表，但是，他带着既严肃又仿佛开玩笑的口吻补充说：“我们是法国的犹太人。”——他指的是，他们在法国本土受到了歧视。他为《快报》写了两篇文章来阐述自己对恐怖主义、镇压和阿尔及利亚未来的思考。这些文字在逻辑上承接了他17年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的言论。他提醒法国读者注意到半途而废的布卢姆-维奥莱特改革方案，以及阿尔及利亚总是充满作弊的选举。阿拉伯群众“在绝望和屈辱”中生活。加缪并不宽恕罪恶，但他试图去理解：“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其它任何地方一样，恐怖主义来源于希望的缺席。”加缪对他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朋友们一视同仁，他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很贫弱，在勇气上却很充沛”。他也同样重视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人的观点。他一贯谴责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显然他指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作为。当他面对《快报》主要持自由政治立场的读者群，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主被当地人围困在孤立的农庄里的时候，加缪特别强调，在巴黎的人们没有权利轻率地看待这场冲突悲剧。有人把“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抗者和越南的独立战士或者法国二战时期的抵抗者们相提并论。但对加缪来说，这样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不是不可能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巴黎组织召开有各方参加的会议，包括法国政府、殖民当局和阿拉伯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还是材料收集不足，加缪列举的阿拉伯政治组织是费尔哈特·阿巴斯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纲领民主联盟和梅萨利·哈吉的民主自由胜利运动，他好像还停留在1937到38年的主观视野和客观事实中。他的谈话对象不是在北非的穷乡僻壤或者城堡王宫里的阿拉伯人，不是联合国，甚至也不是巴黎，他们只存在于他的主观设想里。他建议解散现有的阿尔及利亚议会，重新组织公正的选举：一个真正的阿尔及利亚议会将能够解决其内政问题，而包括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位于巴黎的联邦议会则负责处理“法国-阿尔及利亚联邦”的事务。加缪又重新找到了《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调子和用词：“如果说殖民主义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某种托词，那将只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被殖民的人民的确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和发展。”他梦想着看到殖民体系变成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其中法国人带去他们的技术，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他们在人文方面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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